妹妹的女儿大三开始忙保研的事，最后拿到北京、上海和南京的录取，有点犹豫不决。全家都希望她去上海，特别是我爸，一自然是离家近，二是上海的录取来自交大，在他那一代工科男的心目中，上交属于天花板级。最后她决定去北京，一是读的专业，北京的学校更好些，二是上交的录取是“专硕”，北京的是“学硕”。
后来给爸妈打电话，我爸感慨女孩子没必要跑那么远，博士之路太漫长。我说这话不对，我当年大学毕业去北京工作，后来辞职出国读博，他都没说这些。他表示只是和我电话里说说，走哪条路最终还是要自己定。我妈在旁边插话：这事他们商量决定，我们不参与。
过了一阵和妹妹打电话聊起此事，她笑言：爸妈也是进步了，不知道你怎样，我当年读大学的事全是他们定的。我说我也是，当时先是班主任说准备给我外交学院的推荐名额，他们不想我去北京，后来填志愿，本科和专科各报三个学校，也是他们决定，我都没有参与意见。
如今到了我孩子上大学，事情彻底反了过来。美国大学申请过程极为复杂，几乎所有事都是女儿自己决定。一开始我们想帮她，却引起了不小的反弹。
中国有张雪峰，美国的升学咨询顾问则是历史悠久。当时华人父母交流信息，有朋友推荐一个据说不错的顾问。顾问免费听取了女儿的大致情况后表示，背景不错，但想上最顶尖的学校有难度，如果由他来全程指导，虽然不能打包票，但把握会大很多。顾问还说，如果请他，要尽快决定，因为他的原则是少而精，一届只指导五六个学生，收费则是两万美元。
我们有点犹豫，想听听女儿自己的意见。不料和她一说，她立刻表示不需要，花两万块简直是疯了。妈妈说和她一起长大的华人小孩，很多上私立中小学，一年学费两三万，她上公立已经省了很多钱。她说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，请一个外人来包办申请，其实是作弊。我说升学咨询在美国是个产业，花三万五万的也大有人在。她说别人她管不着，她坚决不用，同时还表示也请我们不要掺和她的申请。
之后一年半中，从选什么课、参加什么暑期活动，到申请几所学校、具体哪几所、什么专业，全是她自个儿决定，甚至写了那么多篇申请文书，我们连一个字都没有看到。
一个人从小到大，需要作出无数选择，父母的参与度通常是越来越小。小时候吃啥穿啥，基本全是父母决定。大点读什么课外书、学什么才艺、和谁玩，父母的发言权不小。再往后择校择业择偶之类的，孩子的自主性越来越强，有些事父母甚至最好闭嘴。
一般认为，父母积极参与的育儿方式有助于孩子培养认知和情感技能，但是积极本身也有个度的问题。斯坦福大学教育学教授耶莱娜·奥布拉多维奇(Jelena Obradovic）领导的一项研究发现，父母过多的参与可能会阻碍孩子的发展。研究人员观察了儿童在玩耍、收拾玩具、学习新游戏或讨论问题时，父母的参与行为。研究发现，那些父母经常介入、不断提出问题、提供指导、纠正错误、给予建议的孩子，在其他情况下更难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情绪。这些孩子在测试延迟满足能力和其他执行功能的任务中表现也更差。
奥布拉多维奇表示，父母在与孩子互动时找到合适的平衡点，在小学阶段尤其具有挑战性，因为孩子需要在没有父母直接帮助的情况下管理自己的注意力、情绪和行为，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，父母必须学会放手。”
父母什么时候放手，哪些事上一步步放手，也是一门学问。自从那次请升学顾问遇到反弹后，我感觉到孩子正在步入成人阶段，我要有意识地放手。只有在她提出需要我的帮助和建议时，我才“出手”和“出声”。有时作为过来人，看她犯难或可能会有错失，实在忍不住想说两句，也注意表达方式。
前些时候碰到一位孩子上私立中学的前同事，聊到孩子申请大学和父母的参与度的变化，他笑道：我还羡慕你父母的一手包办呢。我问为什么，他说他老家农村，父母初中学历，对他的学习一贯不闻不问，对高考填志愿一无所知，最后全是班主任帮他决定。我问他孩子现在上私立，是不是有他自己的补偿心理在里面，对孩子全力托举。他想了想后答道：可能有点，全力说不上，尽力吧，比如我们两个人都上班，他同学中有很多全职母亲。
奥布拉多维奇在调查报告中提到两个嘲讽词， “helicopter（直升机）” 和“snowplow（铲雪）”，两个词都说的是育儿方式，前者指父母像直升机一样成天绕着孩子转，陪读书陪做题，陪打球陪练琴。后者指当孩子面临困难和挑战时，父母像铲雪机一样铲除障碍。从另一个角度说，也许是社会的发展、资源的丰富、选择的多样，才让父母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孩子的成长中去，但参与和很多事一样，也是过犹不及。如何把握这个度，既是学问也是艺术，这些年我把握得怎么样，不知道。等到我开始有意识地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她已经长大了，而我也该慢慢从她的生活中淡出了。